隨著“十三五”的開啟，PPP模式在交通、能源等領域飛速發展。目前我國已有PPP模式運作的項目累計超過1000個，總投資額超過9000億元，2015年財政部公布全國推介PPP項目6650個，計劃總投資額達到8.7億元。

　　PPP模式在全國聲勢浩大，社會資本也開始磨刀霍霍。但全國人大代表、佳都集團董事長、佳都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CEO劉偉對此卻感到不安。

　　“在如火如荼的PPP大潮下，也出現了不少盲目推項目，甚至將PPP模式簡單地作為彌補地方建設資金缺口的融資方式，一哄而上的思潮和做法，這樣一來不但無法發揮PPP模式轉變政府職能、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戰略性意義，還會給經濟社會帶來新的風險隱患。”3月5日，劉偉對中國經濟周刊-經濟網表示。

　　雖然，我國PPP模式開始于20世紀80年代，但是實際運作中模式并不夠成熟。誠如劉偉所擔心的，PPP項目周期長、投資金額大、融資困難，現行金融體系尚不適應項目融資的要求。

　　目前，我國政府雖然極力推薦PPP項目，但是現今有關PPP的法規多為部門和地方制定，缺乏國家層面的立法，法規層次較低，法律效力不高，從而導致投資環境與體制不健全，社會信用基礎薄弱。

　　另外，長期以來，我國PPP項目以由用戶付費的BOT模式為主，但隨著經濟性基礎設施向不發達地區伸延和社會性基礎設施的需求不斷上升，越來越多的項目自身收益不能彌補其投入或根本就沒有用戶付費，客觀上限制了BOT方式的應用。現行PPP模式已不能適應新形勢的需要。

　　因此，針對國家推廣PPP模式以推動城市基礎設施建設方面，劉偉提出以下建議：

　　一、完善PPP制度框架與法規體系，創造良好的投融資環境。

　　推廣運用PPP模式，關鍵在于制度設計和政策安排，明確適用于PPP模式的項目類型、采購程序、融資管理、項目監管、績效評價等事宜。建議盡快完善PPP制度框架與法規體系。

　　此外，為推進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加強薄弱環節建設，促進經濟持續健康發展，迫切需要在公共服務、資源環境、生態建設、基礎設施等重點領域進一步創新投融資機制，充分發揮社會資本特別是民間資本的積極作用。

　　二、識別社會資本關注的焦點和需求，規范資本準入和退出機制。

　　劉偉認為，應該發揮市場作用，并理清政府角色，打破行業壟斷和市場壁壘，切實降低準入門檻，建立公平開放透明的市場規則，營造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規則平等的投資環境，進一步鼓勵社會投資特別是民間投資，盤活存量、用好增量，調結構、補短板，服務國家生產力布局，促進重點領域建設，增加公共產品有效供給。

　　另外，可實行統一市場準入，創造平等投資機會；創新投資運營機制，擴大社會資本投資途徑；優化政府投資使用方向和方式，發揮引導帶動作用；創新融資方式，拓寬融資渠道；完善價格形成機制，發揮價格杠桿作用。

　　三、拓寬項目融資渠道，提高PPP項目的融資效率。

　　PPP融資模式倡議能讓民營資本更多地參與到項目中，以提高效率，降低風險。這也正是現行項目融資模式所欠缺的。政府的公共部門與民營企業以特許權協議為基礎進行全程的合作，雙方共同對項目運行的整個周期負責。

　　以城市軌道交通為例，劉偉認為PPP方式的操作規則若使民營企業參與到城市軌道交通項目的確認、設計和可行性研究等前期工作中來，不僅降低了民營企業的投資風險，而且能將民營企業在投資建設中更有效率的管理方法與技術引入項目中來，還能有效地實現對項目建設與運行的控制，從而有利于降低項目建設投資的風險，提高PPP項目的融資效率。這對縮短項目建設周期，降低項目運作成本甚至資產負債率都有值得肯定的現實意義。

　　四、建立合理的風險分擔機制和信用約束機制。

　　由于風險復雜，識別和度量PPP項目風險比較困難，用好PPP這把利器，需遵循大型項目建設的一般規律，將項目風險在參與方之間進行合理、公平地分擔。公私合營要寫好合同，對風險分擔要有詳細的準備，簽訂PPP合同時需盡量處理好每個細節。

　　五、加速開展新型PPP模式試點建設。

　　據財政部的測算，截止2015年中國城鎮化率為53.6%，預計2020年將達到60%，由此帶來的投資需求或將達42萬億元；而在土地財政難以為繼，融資平臺融資職能將被剝離的趨勢下城鎮化建設的需求將形成巨大資金缺口。

　　隨著《預算法》的修訂以及《關于加強地方政府性債務管理的意見》的出臺，在預算管理和債務約束的情況下，積極引入PPP模式，鼓勵和吸引社會資本參與基建投資，將在引入資金的同時，有望形成更有效率、可持續的資金管理機制

　　因此，劉偉建議加快新型PPP模式試點工作，從而加速我國城市基礎設施的建立。